也许，你会发现那些隐匿内心深处的微妙情愫，早已被古人揉进了诗歌之中。或者，你能在由诗句构筑起的新时空里，发现比现实更宽广的想象世界。然而，在历史学家陈寅恪看来，诗歌的作用不只如此。诗歌除了能够表情达意之外，也是一种研究历史的绝佳素材。由此，他开创了「诗史互证」的史学研究新方法，用简明而意蕴深远的诗歌，为传统的历史框架填充起丰满的血肉。明白特邀青年学者、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王珊老师，为我们解读史家、诗人陈寅恪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。在王珊老师看来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是一本饱含陈寅恪本人「期待」的作品。这种期待，一方面是陈寅恪对自我的期待，是一个正值盛年的历史学者，对自己未来研究之路的憧憬与向往；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写作在一个对新史料极为渴盼，对历史学开创新局面非常抱有期待的时代。」早在1920年代，王国维就曾提出，新史学的发展，需依赖于新史料的发现。王国维所说的新史料，主要包括殷墟卜辞、敦煌文书、商周经文等新出土的地下文物。▲王国维（1877-1927），近代著名学者，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。立于清华大学内的王国维纪念碑，背后碑文由陈寅恪撰写。在此基础上，陈寅恪进一步扩充了新史料的范围。他指出，在《四库全书》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当中，集部里诗文汇编的数量与篇幅远远大于史部，同时集部的文字很少掺杂主流意识形态，更大限度地保留了个人内心的悲喜和选择。由此，陈寅恪「诗史互证」「以诗证史」的全新历史研究方式开始形成。陈寅恪常说一句话，「发前人未发之覆」。所谓发覆，是指在历史研究中，通过考订细节，将古人隐藏在诗歌中的内容和情感一点一点地发掘出来，从而还原更为真实的历史面貌。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应时而生。▲陈寅恪曾评价元稹为「综其一生行迹，巧宦固不待言，而巧婚尤为可恶也。岂其多情哉？实多诈而已矣。」他为何做此评价？唐人究竟如何看待婚姻关系？扫描上方二维码，收听王珊老师精彩分析。
王珊老师认为，传统史学以人为主，但自唐代官修《晋书》开始，历史研究越来越重视历史线索和社会趋势，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，史书也因而变成一种档案化、脸谱化的材料。我们习惯于用「好」与「坏」作为评判标准，给历史人物打上「忠臣」或「奸佞」等程式化的标签。但陈寅恪不同。他主张将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去思考与分析，对研究对象心怀「同情之了解」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历史上的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生动而鲜活，而不再是一张张千篇一律的脸谱。王珊老师因此评价道，通过与今日史学相融合，传统的史学研究在陈寅恪这里实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。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的焦点——以唐代诗人元稹、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所力倡的「新乐府」诗体，本身也是唐代乃至中国古典文学承前启后的诗歌体裁。即元白诗派在唐代文学、中国古典文学文体继承与变迁中所处的地位及作用；陈寅恪在通读元白诗歌的基础上，对元白诗歌进行编年，然后根据编年顺序，探析了不同诗人作品间的唱和关系。在撰写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时，陈寅恪不遗余力，将人们通常忽视的细节一一呈现出来，再细致、认真地进行考证。▲「元白新乐府」初稿，后经修改，收入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第五章。
但这一体现他个人专业素养的研究特点，却也为许多人所诟病。比如，钱钟书就曾指出，陈寅恪的考证太过琐碎，不属于「严肃的文学研究」。同时，诗歌本身带有朦胧、感性的色彩，是一种很难把握的研究材料，因而从诗歌中得出的结论也有待商榷。在王珊老师看来，也许我们可以质疑陈寅恪具体的考证结论，但他的工作方法无疑值得肯定与借鉴。这种「以诗证史」的研究方式，需要研究者既对古代典故和史料足够熟悉，也要具备赏析乃至创作诗歌的基本能力，运用起来并不容易。王珊老师特别提醒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写作于1940年代，当时陈寅恪的定位还是一个「史家」，以学术研究为主。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是寄托他自己的史学抱负和认知的新尝试。在这种大胆的尝试背后，「史家」陈寅恪逐渐与「诗人」陈寅恪合为一体。「这本书不仅具有史学研究上的价值，也给我们研究陈寅恪先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。」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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